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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當慶幸這種不扎眼。因為，與前幾年相比，中小學雖然也有孩子輟學，但原因不會是交不起學雜費；貧困家庭孩子上大學仍要為學費發愁，但不會走投無路到選擇自殺；大學生仍在為擴招苦惱，但那種大規模的擴招行動已經成了明日黃花。
這幾年，zui棘手、zui有爭議的教育話題，已經因為政策的調整和*財政的支持，“高燒”的癥狀大為緩解。然而，“高燒”雖退，“低燒”猶存。教育始終關系著千家萬戶的利益，也因此為這個國家的億萬人所關注。
我們梳理這一年的教育事件，希望留下這一年的教育生態記錄，尋找來日的“退燒”良方。或許，沒有新聞，對教育而言是的新聞。
*關于撤點并校的條款經常被某些地方政府斷章取義地引用
2011年，正是撤點并校走過的第10個年頭。然而，在這一年的zui后兩個月，兩次校車事故讓撤點并校又置身于輿論的漩渦之中。
12月12日，江蘇徐州豐縣首羨鎮發生一起運送小學生車輛側翻事故，共造成15名學生死亡，11人受傷。
另一次事故更為慘烈，11月16日，甘肅省慶陽市正寧縣榆林子小博士幼兒園一輛運送幼兒的校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21人死亡 （其中幼兒19人）、43人受傷。當時，這輛核載人數為9人的面包車上，卻裝進去了64人。
其實，這一年，還有更多的校車發生交通事故，只是沒有造成像上述那么大的傷害，因此被零星地淹沒在了信息的海洋中。但每一起校車事故的背后，經常會浮現撤點并校這一根本原因。
但校車事件還只是某些撤點并校帶來的一個悲劇，因為這一公共政策釀成的后果是非常多元的，且在這一年不時見諸媒體。
撤并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就已經有所行動，在2001年*出臺一份名為《*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的文件后，“撤點并校”以狂風驟雨般的態勢橫掃了中國廣袤的農村，成為了地方政府教育布局調整的“一場狂歡”。
該文件第十三條要求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調整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表示要“按照小學就近入學、初中相對集中、優化教育資源配置的原則，合理規劃和調整學校布局。農村小學和教學點要在方便學生就近入學的前提下適當合并，在交通不便的地區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學點，防止因布局調整造成學生輟學。學校布局調整要與危房改造、規范學制、城鎮化發展、移民搬遷等統籌規劃。調整后的校舍等資產要保證用于發展教育事業。在有需要又有條件的地方，可舉辦寄宿制學校。”
對上述條款的完整引用非常有必要，因為事實上，這一條款經常被某些地方政府斷章取義地引用，從而導致強行撤并事件時有發生。一些地區在調整農村中小學布局時，把撤并當成了*的目的，上述的政策精髓及實施條件卻棄之不顧。
許多悲劇也經常由此引發。
像發生校車事故的江蘇徐州豐縣首羨鎮，如果沒有撤并，孩子們中的大部分本可以在該鎮張后屯村小上學。然而，2005年，在合班并校中，張后屯小學初中部被撤，并進了首羨鎮中學。2009年，又一輪合班并校啟動，有著70年辦學歷史的張后屯小學被合并到首羨中心小學。
孩子們上學的路途由此變得漫長而遙遠，zui遠的學生離學校有10里地，許多家長只能騎電動車接送孩子上學。而且，*駐江蘇記者采訪發現：“學校也沒有食堂，中午不管飯，孩子們中午放學后就被學校趕出了校門，只能到附近居民辦的小飯桌去吃飯。”
無論老師怎么勸說，家長和孩子都不愿回學校
*統計資料顯示，1997年全國農村小學數為512993所，2009年為234157所，減少學校數合計278836所，總量減少了一半多，平均每天減少學校數為64所。
撤并的理由當然很充分，也是大勢所趨，如生源的減少、教育資源的合理配置考慮、農村孩子到城鎮上學有利于縮小城鄉教育差距等，然而，從更廣闊更深層次的背景上審視，這一公共政策也引發了許多問題。
首先，每一所學校的減少，往往意味著這所學校周邊學生上學路途的增加，雖然由于計劃生育的影響，農村人口也逐年下降，但下降的只是人數，村莊并沒有消亡。由于農村路況的糟糕和交通工具的落后，由此經常發生交通事故，導致悲劇。
撤并的另一直接后果是，學校集中后，一些中心小學變成了巨無霸，巨型班級里人數多得連課桌椅都擺不開，由此給學校的管理和教育資源的分配等方面帶來巨大難題。
而且，即使發展了農村寄宿制學校，但由于學生人數太多，學校資源不夠，這些學校學生的住宿、吃飯、運動、衛生、安保等條件也都存在短缺問題，幾十甚至上百個學生擠一個房間的現象并不鮮見，有些學校因為提供不了午餐，導致孩子餓肚子，由此也導致免費午餐項目成為了今年蔚為壯觀的民間公益行動。
但問題遠遠不止這些，*駐云南記者在當地采訪時就發現，因住宿學生增加，教職員工承擔了大量本該由家長承擔的養育教育任務，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壓力。同時，年齡太小的孩子住校學習，生活也難以自理。
上學路途遙遠，不論寄宿與否，都會使農村家庭教育成本增加，即使在西部偏遠地區，這種增加額度也在千元以上，這也由此導致在農村一些地區出現了較多的輟學現象。
*駐云南記者發現，就在今年，云南*壯族苗族自治州丘北縣天鮮鄉發白村完小學校5年級的一個班就有10個學生輟學，“無論老師怎么勸說，家長和孩子都不愿回學校。”
撤點并校漠視了受教育者的權益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康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上述問題還只是容易暴露的表面問題，“甚至稱不上主要問題。”
他認為，撤并村校帶來的親情的斷裂和鄉土認同的迷失，是更值得反省的問題。“一個五六歲的孩子離開父母，來到寄宿制學校，家庭的溫暖、家人的溫情被剝離了，但親情教育是zui重要的教育，這會對孩子的成長產生深遠影響。”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 （微博）也認為，朗朗書聲在很多農村消失，農村越發顯得缺乏生氣。因為讀書聲是鄉村文化的重要的元素，鄉村也會因為有學校而變得完整，同時，鄉村教師作為鄉間的“知識分子”，也扮演著*地推崇知識和傳播文化的角色，但撤點并校卻切割了文化與鄉土之間的。
因此，在2011年，無從是從媒體報道的情況看，還是從學術調查研究結論看，很明顯，撤點并校在某些地區不僅沒有帶來農村教育的欣欣向榮景象，反而導致上學難、輟學增多、公共安全事故頻發等問題。甚至還有研究顯示，縮小城鄉教育之間差距的愿望也未實現，反而有進一步拉大之勢。
有媒體援引美國的經驗稱，美國也曾經掀起過一場轟轟烈烈的“撤點并校”運動，全美國的學區由1961年的36402個下降到1970年的17995個。然而，即使美國在撤點并校中做了充分投入，在校車等教育資源的供給上做了充分準備，但仍有多項研究表明在教學質量、 教學投入、學生成長等方面，合并學校不一定有什么裨益，還可能帶來壞處。因此，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又開始了一場“小規模學校”運動，讓辦學更加多元化。
熊丙奇認為，在他看來，各地政府之所以十分積極地“撤點并校”，在于想由此減少辦學點、進而減少教育投入，更方便地管理學校，“根本不是什么提高教育質量，為鄉村學生著想”。
他認為，由政府主導的教育決策，如果只顧政府的“利益”，而不尊重教育規律和受教育者權益，就會出現各種形式的漠視受教育者權益事件。只有改變教育決策機制，給受教育者（家長）參與教育管理、決策、監督、評價的權力，才能讓受教育者的權益得到切實維護。
康健教授也認為，撤點并校zui大的問題就在于“一刀切”，“事實上應該征求老百姓的意見，他們愿不愿意撤了村小、鄉小？如果他們就愿意在自己村里接受zui基本的教育，那么政府就得尊重他們的意見。”
他認為，一些地方政府作規劃時，總喜歡拿一些紙面的數據說話，比如說孩子上學的距離，有時候地圖上直線距離只有兩三公里，而由于地形崎嶇，山路綿延，實際距離可能七八公里。“這些不能停留在紙面上，需要深入實地考察調研”。
康健說，撤點并校政策已經實施10年了，“現在需要做大量的實際效果評估，以評估這個政策是否真的有效。
